近期的香港用風雨飄搖來描述似乎並不為過，不僅香港的經濟發展蒙受了巨大的損失，甚至整個香港的正常運行都受到了極大的影響。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提出和思考這樣一個問題：香港的未來究竟在哪裡。
過去的香港，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中發揮了巨大的橋樑作用，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為中國引入了大量的資本，同時也憑藉自身獨特的優勢成就了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對於資本的渴求已經不再像過去那樣迫切，那麼香港在新的時期和歷史背景下又該如何揚長避短再創輝煌呢？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筆者重申一直堅信的兩個觀點：第一，香港未來的發展存在眾多方向和選擇，但其中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上上之選，必然是發揮自身優勢，依託內地市場，謀求共同發展，實現共贏；第二，雖然北上廣深等超一線城市已經各具優勢，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經超越香港，但香港對於內地而言，其國際化、市場化的軟實力，令其依然是中國不可取代的重要國際化視窗。目前通過香港進入內地的外資依然占中國實際利用外資比重的70%以上，這彰顯出香港對於中國經濟增長和與世界經濟體系聯繫的獨特地位，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在這樣的理念支撐之下，結合香港與內地的優勢與需求，筆者以為香港的未來之路是成為中國的三個中心，第一是資產配置中心、第二是風險管理中心、第三是商品定價中心。首先，隨著中國經濟的騰飛與中產階層的崛起，中國對資產配置，尤其是全球化資產配置的需求正在快速爆發，而由於中國長期採取的資本管制措施，內地對於全球化資產配置的需求與資產配置管道的匱乏之間的矛盾愈發凸顯。香港作為溝通內地與國際市場的橋樑和視窗，在發展全球化資產配置管道上具有天然的獨特優勢，正如滬港通、深港通以及債券通的推行所取得的成功，如果香港能夠進一步在境內外市場之間形成更多、更透明、更高效的互聯互通管道，以資產配置中心為自身定位，必將迎來全新的發展機遇。過去數年，施政報告不斷強調要把香港建設成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公司法、稅法也已作出大量改革，香港正朝目標進發，惟推行力度稍嫌有所不足，如千呼萬喚才出來的開放式基金型公司（Open-Ended Fund Companies）推出至今無人問津，值得推行各方高度關注。
其次，中國資本市場的完全開放還需要一段相對漫長的路程，人民幣國際化和匯率、利率的市場化也仍在長征路上，再加上衍生品市場發展的相對滯後，這些都意味著內地在風險管理領域存在著較大的市場空白，但短期內又無法自行填補。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早已得到全球的認可和肯定，市場成熟、產品繁多，剛好能夠滿足內地市場對於風險管理的全新需求趨勢，將風險管理作為未來發展的重心之一，一方面能夠發揮自身固有優勢，另一方面能夠滿足內地資本市場發展的切實需求，定能為香港帶來新的發展動力。
再次，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供給國，同時也是最大的大宗商品需求國，但在國際市場中卻長期缺乏與體量相對應的話語權，一直以來，中國都在爭取大宗商品的定價權，但由於缺乏供需雙方均能接受和認可的規則體系與制度安排，以及國際化和專業化的市場服務環境，在商品定價的領域，中國始終處於弱勢地位，而香港恰恰能夠彌補內地在大宗商品交易領域的不足，香港既是內地投資者的“主場”，也是外國投資者的“友場”，同時更兼具成為商品定價中心的能力和條件，這令香港可以以極低的成本成為全球的商品定價中心，這也能協助中國取得在全球金融體系中應有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如果香港能夠以這三個中心為自身的發展定位，既可以鞏固自身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並獲得全新的發展動力，同時也能為中國內地未來的發展做出不可替代的貢獻，最終實現香港與內地市場的共同發展，創造新的輝煌。
最後，對於香港和內地的關係，請允許筆者在這裡引用港交所總裁李小加在第六屆兩岸及香港《經濟日報》財經高峰論壇上演講中的一段話：
“我們可以嘗試的第一步是拒絕回答錯誤的問題，努力提出正確的問題：
香港的繁榮能否離得開中國的發展？這是錯誤的問題。正確的問題應是：香港的繁榮為什麼要離開中國的發展？
強大的中國為什麼還需要香港？這也是錯誤的問題。正確的問題應是：有一個繁榮、穩定、自信的香港是不是對中國更好？
如果我們問對了問題，我們就會得到正確的答案：香港的繁榮不應離開中國的發展；中國的發展更應利用香港的獨特優勢。過去如此，今後亦然。”
陽光總在風雨後，衷心祝願香港明天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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