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28日這一天，肯定會被載入香港史冊，其重要性可能與1998年8月28日（同樣是28日，同樣是期指結算日）相提並論。
國安法通過 香港不一樣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決定》（港版國安法）。有關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的立法程式分兩步進行，而《決定》是其中一部分。《決定》獲通過後，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將根據《決定》及相關《說明》清楚訂明的目的和基本原則，制定相關法律。市場預期相關法案最快將於6月底落實並執行。
自此，香港從中美貿易戰的「旁觀者」搖身一變成「局中人」。姑勿論西方國家的最終反應和實際行動如何，我們可以預期，香港從此「不一樣」。這個「不一樣」究竟對香港是好還是壞，是危還是機，就要看我們怎麼應對。同時，我們也需要重新思考，香港的優勢在哪裏？香港哪來的自信？
我們都是這個時代的「幸運兒」。股神巴菲特在89歲前只碰過一次美股熔斷，從未見識過何為負油價。我們「年紀輕輕」，竟然在今年3月，10天之內，便經歷了4次美股熔斷，原來道瓊斯指數升跌1,000點是挺正常的，一天跌3,000點也不是甚麼新鮮事！從此我們可以很自豪地說：「我們有甚麼風浪沒見過」。
筆者上述所指的「幸運」並非單純地講運氣，而是說我們幸運地遇上百年一遇的實習機會。新冠肺炎讓我們見多識廣，深刻認識到何為人類共同體，何為經濟停擺，何為美元霸權等。港版國安法讓我們增進不少政治相關的知識。
亞洲金融風暴 港府打贏大鱷
筆者相信很多讀者，未必經歷過1987年股災，但應該有很多人跟筆者一樣，經歷過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和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筆者的「幸運史」。
1997年7月2日，香港回歸第二天，泰國中央銀行以浮動滙率替代固定滙率，泰銖遭國際炒家追擊，滙率單日暴跌20%，揭開了亞洲金融風暴的序幕。國際炒家除了追擊泰銖，也把目標指向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和印尼香港等東南亞國家。與泰銖一樣，這些國家的貨幣相繼貶值。這場金融風暴一發不可收拾，很快就蔓延到香港。
1997年9月1日，筆者踏入社會工作的第一天，就幸運地遇上亞洲金融風暴，並有機會在前綫工作，親歷其中。
1998年1月12日，由紅籌之父梁伯韜創立的華資大行百富勤，因債券部門在東南亞投資失利，宣布倒閉。筆者服務的會計師事務所被委任為清盤執行人。筆者以清盤執行人員的身份，趕赴百富勤位於中環新世界大廈的總部第一現場，協助保存資產。偌大的辦公室，空無員工一人，文件四散滿地，辦公桌上還放滿了員工的私人物品，場面之唏噓，筆者至今仍然歷歷在目。清盤過程中，筆者深刻體會到為何銀行、保險和券商等金融機構，除了有資本金要求外，還要有流通性的要求。
一周後的1月19日，正達財務和正達證券因為炒房失利，引致財困申請清盤。事件牽連來自孖展客戶的四億元股票被銀行沒收。雖然筆者沒有參與該清盤工作，但是學習到現金帳戶和孖展帳戶，在清盤處理時的天淵之別。
1998年8月，金融風暴於香港愈演愈烈，港元成為國際投資者肆意追擊的目標。炒家企圖通過大量拋空港元，以祈在期指和股市兩市謀取暴利。1998年8月14日，面對炒家造市猖獗，香港金管局外滙基金諮詢委員會，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史無前例地動用外滙基金，干預股市、期貨市場，展開長達兩星期與炒家正面肉搏的官鱷大戰。
時任財政司司長曾蔭權說：「不能容忍投機者在貨幣市場製造混亂和人為高息，以圖在期指累積的淡倉獲利，干預的目的就是希望炒家要有損失離場。」雖然曾蔭權多番強調干預股市及期指，只是為了捍衞聯繫滙率，但此舉卻引來市場人士揣測，香港政府其實是不能容忍恒指跌勢過急，因而以捍衞聯滙之名，行挾淡倉托高大市之實。消息一出國際輿論惡評如潮，質疑香港一直奉行的自由市場，積極不干預制度是否已蕩然無存。
1998年8月17日，亞洲華爾街日報以香港的大錯（HongKong’s Blunder）為題，直指港府公然入市干預，已直接影響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而香港政府對炒家無計可施，也說明了港元聯繫滙率相當脆弱。
1998年8月28日，官鱷大戰當天，筆者正在一家專門為機構投資者服務的券商進行審計。當天，市場的主要買家只有香港政府，券商的交易房間紅色一遍（那時候下單，買賣還需手寫單Dealing Slip），全部是機構投資者紅色的股票沽出單，連一張藍色的買單都沒有。滙豐和香港電訊等大藍籌股價動也不動，成交量卻猛增。單日成交金額，從打大鱷前的三四十億，增到790億元！天佑香港，外圍對冲基金出事，香港政府幸運地贏了。下周再續。